2024-11-16

“域外启示型”论文，整体逻辑都是以国外经验分析为主，以对国内的启示为结尾。对于“域外启示型”论文来说，主要是基于中国某方面问题，借由别国经验来写个人观点或启示，如果没有了国内问题的存在，那么只是介绍国外经验便成了机械的文献梳理。而写好中国问题，不仅能增强立题依据，还能在写启示时能有针对性。 另外，还要注意国外经验的分析要有深度。不论是介绍一个问题的几方面，还是介绍一个方面的几点，介绍基本情况、现有内容是其次，分析其中涵盖的经验才是重点。（摘自《“国外启示”类论文的两种推荐框架》，作者：施利娟，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，2024年10月27日）

2024-11-15

有现成的或可迁移的成型理论作为框架依据，当然很好。但更多时候，我们找不到那种成型的理论。这时，可以借助现实经验、生活常识去思考所需要的框架依据。也就是，从现实经验、生活常识来看，某个问题可能涉及哪些方面，那就把这些方面作为自己分点阐述的具体维度，充当自己的框架依据。当然，这么说可能仍然有些含糊。下面，我们结合具体的论文来看一下。 《“以谣辟谣”：政府回应中的特殊现象及其解读》（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》2015年第3期）这篇论文，正文第一部分写的是政府“以谣辟谣”现象的呈现与类别。既然是“现象的呈现与类别”，那么就涉及“类别”是哪几类、怎么分类。“分类”要有说服力，就得提供框架依据，也就是解释为什么“以谣辟谣”现象是这几类而不是其他几类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很难找到现成的“分类”理论。这时，便可以借助公认的已有经验去思考框架依据。具体来说，从生活经验的角度看，政府“以谣辟谣”并不是随机偶然地散落于各个公共事件中，而是集中多发于公共政策事件、官员违法违纪事件、突发性公共事件等3个领域。这是谁都无法反驳的事实。据此，就可以围绕上述三个领域，将“以谣辟谣”现象划分为政策议程型、官员庇护型、危机事件型等3种类型。（摘自《思辨论文正文写作的八种推荐框架》，作者：刘小华，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，2024年11月4日）

2024-11-14

微观民族志主要关注小范围、具体情境中的人类行为和社会互动。与传统的民族志研究大型社群或文化整体不同，微观民族志侧重于深入观察和分析特定小组或特定事件中的动态。微观民族志的特点有以下几点。一是小范围研究，专注于特定的人群、场域或事件，例如一个课堂、一个社交群体或一个社区活动。二是细致观察，采用参与观察、访谈等方法，深入了解个体的行为、互动模式和社会关系。三是情境强调，重视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情境，探索环境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和社会互动。四是理论反思，通过微观观察提出对更大社会结构或文化现象的理解，常常结合个人经验与社会背景。（摘自《民族志方法的三种类型》，作者：林含笑，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，2024年10月31日）

2024-11-13

把握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已有研究时间脉络，识别出重要的时间节点和转折点，为文献梳理提供时间维度。在这一文献梳理逻辑中，首先需要明确研究主题在时间向度上的起点与终点，这有助于划定文献检索的时间范围。例如，如果研究主题关注的是近二十年来的人工智能技术，那么我们需要收集从2000年至今的相关文献资料。然后可以将这个时间段进一步细分，比如每五年作为一个阶段，考察每个阶段内，已有研究学者对它做了哪些研究。通过这种方式，能够清晰地展现研究主题随时间演变的趋势，关注不同时间段内学者们的观点变迁，有助于我们呈现相关研究的动态演进过程。 以C刊论文《自由贸易区、自由贸易园区与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战略》（《海南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2016年第4期）的文献综述部分为例，这篇论文研究的是“‘一带一路’国家战略”，作者基于“‘一带一路’战略”自2013年提出到彼时的2015年，根据“战略”三年间的发展历程，分别梳理了不同时间阶段的已有研究的重点，如第一阶段的研究集中在“战略考量层面”，第二阶段的研究集中在“建设的切入点”，第三阶段的研究集中在“具体措施”，整个文献梳理逻辑清晰，层次分明。（摘自《文献综述的“5W”逻辑》，作者：胡乐浩，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，2024年11月3日）

2024-11-12

“反常”意味着超出了人们的已有经验，让人感到陌生。“陌生”会让人产生疑惑，“有疑惑”就需要答疑解惑。当我们说某个现象或某个对象“反常”时，其实是在说，这些现象或对象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一面，挑战着人们的已有认知。“不同寻常”或“不符合已有认知”又说明，人们是通过比较而得出“它是反常的”这一判断的。因此，围绕“对反常现象产生疑惑”所写的研究背景，往往少不了多个对象之间的比较。 以《中国企业“凭什么”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——基于94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（fsQCA）》《中国工业经济》2019年第4期）为例。作者在引言部分引用权威数据，证明中国企业已成为全球并购市场上的重要买家。但在中国企业“买买买”的背后，他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：“在并购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时，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实践中倾向于选择激进式的完全并购，即并购目标企业的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股权。”之所以说“反常”，是因为上述并购不同于“传统理论所倡导的渐进式的部分并购”。最后，作者围绕上述“反常”现象进行设问：具有外来者劣势、后发者劣势和来源国劣势等多重劣势的中国企业（Deng，2012），究竟是“凭什么”能够完全并购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，而不惧“食不下咽”和/或“消化不良”的风险？（摘自《论文开篇第一句的五种“设问”写法》，作者：刘小华，公众号科研写作研究所，2024年11月5日）